黄百韬第七兵团情报处上校处长廖铁军在《碾庄圩地区作战回忆》(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搞笑场景：“我于二十一日晨四时许到达第六十四军指挥所，将信交给刘镇湘。刘看信后说：‘突围出去，重武器都丢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该军副军长韦德、参谋长黄觉二人则同意突围，认为出去有了人就有办法，但刘坚决不同意突围。天将黎明，刘镇湘竟打开皮箱，把国民党军将官大礼服穿起来，挂上勋章，穿上皮靴，准备‘成仁’办理股票配资，为蒋介石尽忠。”
1948年11月21日，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百韬让廖铁军给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送信，是命其率残部向碾庄圩西北方向突围，刘镇湘“盛装打扮”是不是要“死得体面”一点，他自己清楚，别人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刘镇湘不但没有“杀身成仁”，而且还写了《第六十四军碾庄圩覆没纪要》——他1975年特赦后，还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享受的是厅局级待遇。
刘镇湘十八岁中学毕业考入黄埔五期，还在叶挺的部队当过特务连连长——当年能读完初中就算知识分子，要是读过大学，哪怕是野鸡大学，有那样的文凭，熬死“同行”后，也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师”。
“有文化”的中将军长刘镇湘当然不是莽夫，他盛装打扮当然不是没有目的，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回忆：“据战后化装逃回之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死了。’当时我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我对黄百韬、刘镇湘为蒋介石尽忠，感到十分敬佩。可是一九五六年刘镇湘从济南调来，同我一起学习改造，说明杨廷宴当时的‘真实生动’的报告也不是真实的了。”
刘镇湘“盛装出战”究竟目的何在，廖铁军写得很清楚，当时包括黄百韬在内，都是想活着逃掉的：“黄又率刘镇湘、谭岳、韦德、黄觉、杨廷宴和我等人往北跑到该军第一五六师张越秀团据守之小黄庄。到达后，张越秀报告：‘昨晚共军曾派人来劝降。’我向黄百韬请示办法，黄说：‘今晚决定同他接头。’”
廖铁军说黄百韬答应与我军接头是为了拖延时间，但黄百韬和刘镇湘是真投降还是要通过诈降逃跑，都因为黄百韬的死亡而成了难解之谜，就连黄百韬是怎么死的，也是众说纷纭，杨廷宴说黄百韬是他打死的：“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未再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出来。”
第七兵团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1975年特赦）在《黄百韬及第七兵团的败亡》（署名陈斐，其实他就是陈士章，当时很多正在学习改造的战犯和后来的文史专员写文章，有时候会署“笔名”，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为此还发过怒）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黄百韬见大势已去，无力再战，掏出手枪欲自尽，其副官樊某手疾眼快将枪夺下。黄并不死心，乘战斗激烈，樊某及卫士暂时离开之机，又用达姆弹自击右太阳穴，将左脑崩陷一个大洞，当即毙命。樊某等赶来救援不及，遂以军毯草草包尸埋于沟内。”
黄百韬是怎么死的，又是谁埋的，他那两个部下的说法尚且不一致，刘镇湘打扮得为什么那么“庄重”，可能也只有睿智且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了。
刘镇湘既没有发起死亡冲锋，也没有举枪自戕，进了功德林，当年才四十出头的刘镇湘，才不肯像年近五旬的黄百韬那样生无可恋，黄百韬之所以不想活了，那是因为他实在跑不动了，刘镇湘会议：“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黄百韬叫我突围。他说：‘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能突围出去。’”
“年轻”的刘镇湘进了战犯管理所还不老实，在学习改造方面，他甚至还不如表现比较“倔强”的黄维和文强。
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可能是文强，但文强绝不像刘安国那样消极顽固，他在《新生之路》和《口述自传》两书中回忆，进了功德林之后，他不但出主意制定了很多管理规定，还担任了“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新生园地》（文强幽默的比喻，确切地说就是墙报）”的文艺专栏编辑：“文艺专栏由我负责，来稿一律不受审查，文责自负。”
刘镇湘那点文化，跟文强自然相比自然是望尘莫及，要论官阶和资历，刘镇湘也无法与文强相比：文强参加南昌起义时是少校连长，抗战期间是“上海忠救军”少将，抗战胜利后在胡宗南、孙连仲保荐、戴笠运作下晋升中将，那是有老蒋签字的正式文件的，而刘镇湘那个“中将”只是军长的职务军衔而已——有些兵团司令虽然挂着中将军衔，但铨叙军衔可能只是上校（黄埔六期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前一个月才正式晋升少将）。
《新生园地》虽然是墙报，但在学习委员王耀武的安排下，人员分工很明确：主编为第四十一军少将副军长陈远湘（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黄埔四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宣传科少尉科员），美术编辑为黄埔一期的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理论学习专栏编辑为宋希濂、廖耀湘，“挑战应战”专栏编辑为李帆群（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当过《新疆日报》的主编），“批评表扬”专栏编辑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这些主编和编辑，没有一个善茬子，尤其是宋希濂、文强和徐远举更不好惹，但刘镇湘偏要“太岁头上动土”，居然做出了一个怪异举动：“他站在《新生园地》下面，用手托住腮，偏着脑袋，把刊头好一番端详，然后当着他人的面，踮起双脚伸出右手，拍了拍壁头上那匹枣红马的屁股。”
刘镇湘这一拍是啥意思，读者诸君当然明白，那些主编和编辑更清楚，于是刘镇湘刚拍了几下，宋希濂、郭一予、庞镜塘、曹天戈、邱行湘、文强等人气势汹汹杀到：“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镇湘面对一干高手，居然还敢叫嚣：“把你们搞墙报的都叫来，我也不怕！”
刘镇湘以为这些人不敢打他，却忘了别人或许不敢动手，但宋希濂、文强和邱行湘这三位都是“好战分子”，绰号“猛子”的徐远举要是在场，肯定会一耳光扇过去。
文强和宋希濂的人脉有多广，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他们就揍刘镇湘一顿，也顶多受几句批评。
就在刘镇湘即将挨揍的危急关头，杜聿明及时出现了：“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新生园地》，都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杜聿明的“人缘好”在功德林是很有名的，而且淮海战役被俘将领极多，杜聿明在功德林也算“人多势众”，刘镇湘知道自己再不低头肯定会挨揍，就赶紧低头溜掉，从此再也不敢到墙报底下闹事，甚至连墙报所在的戊字胡同也不敢去了。
刘镇湘少了一项“娱乐活动（当时《新生园地》内容极为丰富精彩，大家在上面打笔墨官司，激烈程度不弱于战场）”，只好找个角落蹲着，蹲累了就坐下，起来的时候都不敢拍屁股上的土——怕主编和编辑们抓住把柄收拾他一顿，邱行湘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说刘镇湘连自己的屁股也不敢拍了，是怕缝纫组组长杜聿明听见，因为缝纫组还有几位高手，如果杜聿明生气，“缝纫组组员”王泽濬、梁培璜、沈醉、董益三出手，他是绝对吃不消的，尤其是董益三，那可是扇过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耳光的。
刘镇湘老实了，这个能惹事不能平事的中将军长，在碾庄圩“盛装出战”，要说他是为了死得体面或轰烈，您会相信吗？如果他穿上挂满勋章的中将军服不是为了“成仁”，他打的又是什么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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